虽然媒体和政府部门天天宣传，描绘大数据的智慧管理的各种好处，但数据商品化恰恰是高风险的。
此事殊为重大，虽于司法权威未必有害，但于学术研究绝对无益， 三、一个学术伦理规范问题 最后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作为特定案件的代理人，学者是否可以通过学术期刊对已决案件的司法裁判发表评论？这个问题同样既涉及学者个人、也涉及学术期刊的学术规范问题，而且还是学术伦理规范的问题，值得探究。这就注定了：确立和修复司法权威，加强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应该成为一项多方面合力的系统工程，而作为制度建设的一端，合理规制对司法裁判的不当批评，则应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准确把握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亟须纠正一些观念误区 实践中，有的领导干部在如何认识和处理改革与法治的关系上仍然存在着一些观念误区，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成为两大时代主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四中全会决定成为对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进行顶层设计的姊妹篇。改革与法治无论是从本质上看，从体现人类进步的精神上看，还是从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上看，都是完全统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部署了190项法治改革任务和举措，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蓝图、路线图和施工图。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立国之初就坚持创新立国、重典治国，其实施改革和法治成就之大，在当代世界历史上堪称范例。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当前的法治仍然是需要在改革进程中不断完善的法治，而不是已经尽善尽美、无需改革和发展的法治。还有一些领导干部片面强调所谓的地方特色部门实际，遇到改革与法律规定不符时，违背法治原则讲局部利益，搞所谓的变通执行便宜行事，把实事求是当成不依法办事的盾牌。破解这种圈子文化的基本方式，就是以契约化的法律和法治，来一视同仁地规范所有人的交往活动，用法治来改造中国的熟人社会。
即便司法会带来一定的个案公平，也只可能是法院在别人干预下偶发的个案公平，而不是法院依法审理出来的、当然的个案公平。在熟人社会里面，它当然不是说没规则，但它的规则是熟人之间的规则，熟人规则更多是强调情感。如何解决这种理念的落实问题?我认为要在制度设计上着手，其中： 第一点是我刚才已经讲到的，在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法治化变革中，必须强化权力分工。司法并不完全是中央事权。
否则，法院就没法进行审判。我想，对司法独立而言，这虽是不错的举措，但是治标不治本的举措。
只有尊重地方性，才有真正的大一统 蒋保信：也有学者说，中国是个大一统的国家，没必要讲司法地方性。考虑到中国目前体制的特殊性，我们一般从广义的角度，把公检法都纳入司法的范畴，但这是没有经过认真论证的概念和制度，也是我们将错就错的概念和制度。司法权独立和司法责任独立是统一的 当然，提到司法独立，人们也有很大的担心，即担心司法权过大了，谁来保障司法权不被滥用?谁能保障司法权就不腐败?能避免英国、美国历史上都曾发生过司法和法官的腐败吗?中国司法权独立了，就能独善其身吗?这些都是好问题。但是，司法一定要强调地方性。
这样就导致了两方面的严重后果，一是中央对地方不断地进行干预，二是只要条件允许，地方必然滥权。也要不失时机地摒弃一些熟人社会的糟粕——如过分依赖关系、过分看重面子，人情甚于原则等等，这些是需要破除的。即使再大的村庄，也不过上万人，仍然是熟人社会。受访者：谢晖，著名法学家，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要反对把法律当成执行政治任务的工具 第二个层次的工具主义，则是把法律当成执行不同时期政治任务工具。问题是根据以往我国地方立法的经验及实践，我国地方的立法没什么大的用处。
虽然这几年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已经解决，但法院仍然在包括经费在内的许多问题上受地方行政机构的掣制和干预。严格地从哲学角度来讲，道路和规定性本身都包含技术。
前面已说过，对权力的制约，有两种最基本的方式：一是公民和社会组织对权力的制约，二是权力内部的相互制约。中国现在的重大问题是，我们把整套熟人社会的观念和规则代入到了陌生人社会里。当然，司法独立的保障，不仅是个涉及制度的问题，还是个涉及观念的问题，包括执政党的观念、政府的观念以及我们公民自身的观念问题。这表明，学术界更多人关注的是横向分权问题，而对纵向分权问题关注很不够。有些人把价值理性叫做实质理性，把工具理性叫做形式理性。记得蔡英文的竞选搭档苏嘉全在竞选时，有人告他在宜兰的农地上建了高级别墅，即把农地挪作他用。
中国的税收主要是由政府确立的，但政府哪能有这么大的权力?这也来自于人民对自身利益的关注，来自人民的切身需要。但如果没有规定严格的司法权，就不可能用司法权对其他权力进行制约。
有个化工厂对周边环境造成了很大污染，农民就把所有进出化工厂的道路都挖成壕沟，以至于外面的原材料进不去，里面的产品出不来，工厂因而损失很大，农民和工人开始打架斗殴，但都不解决问题。当然，国家要尊重地方性、司法要尊重地方性，但这并不是放任地方性，而是尊重地方的合理性。
这说明从有法统治到良法统治，要有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规范法学派提出了一个观点，尽管它不完全对，但它又非常有意义，即恶法亦法。
但在修补漏洞的时候，要遵循法律规定的正当程序和符合司法经验的司法方法。但在我国，法院的经费目前尽管有了统一的杠杠，但毕竟不是由人大直接拨款的，而是政府根据财政收支状况进行把握。中国目前的司法权过弱 因此，要推进司法改革，必然要推进我国权力结构的改革。农民把工厂起诉了，但那个企业的负责人却不能代表企业参加诉讼，为什么?因为这个企业属于化工部，只能由化工部派人来参加诉讼。
这样一来，通过人大对法官遴选和任用的人事权力事实上被架空了，被党的机构所取代了。作为一个法理学家，从学理上来说，您认为司法改革应该遵循一些什么样的根本原则? 谢晖：司法改革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根据司法规律进行改革。
如果司法是这样的话，最后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大;另一方面，地方立法变成了毫无价值毫无作用的废法;再一方面，司法裁判因为缺乏地方性支持而不被当事人接受，第四方面，法律被搁置，法律和司法权威两丧失。谢晖：是的，我和绝大多数学者、法律人一样，反对司法的地方化，因为司法一旦地方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逻辑上就意味着不需要存在国家司法，也不需要存在最高人民法院了，最高人民法院也就被架空了。
因为法律作为工具理性，已经把价值理性或者实质理性结构在法律体系中。正因如此，法院的裁决是非常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公民的财产、荣誉、自由和生命。
但从本质上来讲，这种变革是社会需求的结果，它从小岗村的村民搞土地承包制就开始了。所以，关于法律工具主义，我想分两层来谈。谢晖：是，在司法改革当中，毫无疑问应该这样做。所以，司法改革，就是要实现司法独立，并经由司法独立，实现对国家权力之间的内部监督，实现对权力违宪违法的司法审查。
按照这一原则，如果一位考生认为教育政策不公平，高考录取涉嫌地域歧视，他去告教育部，法院就不能不受理这个案子。蒋保信：三审结束就一锤定音了，不服也得服? 谢晖：对。
司法不能搞地方化，但要保有地方性 蒋保信：现在的司法改革还涉及到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地方化和地方性的问题。以便更有利于权力制约和法治。
这种自下而上的变革，可以称作为经验主义的法治进路。因此，司法改革的核心，毫无疑问就应当围绕着法院的独立审判、或者司法独立进行。
